事业对于女人究竟有多少价值？我总在怀疑。须知男人的爱情开始便是事业的开始，因为他相信有了事业才可以保持他对她的爱情；而爱情失败后更加要努力事业，因为他相信事业成功了就不怕没有再获得爱情的希望。而女子则不然。女子的爱情成功了就用不着事业，事业成功后更得不到爱情，则此所谓事业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也知道女子一面恋爱，一面工作原是可以的，只不过那要全世界的女人个个都如此才好，否则，照我看来，一面工作一面谈恋爱的女人，总会较专心恋爱而不做工作的女人吃亏的。

——苏青

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，它潜沉在岁月幽暗的熔岩中，它假寐，欲睡非睡，似醒非醒。这种本性中最原始的渴求与欲望，因为有所指，有所倾向，有所倚重，于是行进发展中，往往起先急功近利想突破自己，展示雄心壮阔，企图尽早踏上高速轨道，然欲速则不达，多次反复后，才懂得积蓄、沉淀、隐忍，等待风来时的厚积薄发。有梦想者，多半不会半途而废。

有人问，为何经常将苏青和张爱玲互为引子，牵出彼此的故事和精彩来。的确，这对“上海双璧”，她们不光现在被人们置于同平台上说道，其实，在40年代的上海，她们就已经是一对文坛上的“姊妹花”了。

据说，欣赏苏青文字的陈公博，同样也欣赏张爱玲的作品。

将苏青引以为知己的胡兰成，最终成为了张爱玲的丈夫。

而她们欣赏的人物也如出一辙，林语堂和鲁迅成为她们心中的精神领袖。

她们一生以文谋生，为文生存。张爱玲后期涉猎电影剧本，而苏青则开拓戏剧剧本，且都有成就和建树。

她们的文字生长、扎根于30、40年代的上海“孤岛”时期，文坛的荒芜和萧条，时局的不稳和不安，恰好给了她们挥书的平台和空间，使得她们一举成名。

张爱玲清傲，苏青暖热。张爱玲心性寡淡，苏青张力十足。张爱玲不喜交道于人，苏青善于八面生风。张爱玲与文字，是生活、工作、精神的产物，这之间的比重不分伯仲。苏青之于文字，生活为先决，其次是理想的实现，最后才是精神上的愉悦，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有轻重缓急的。因此，在这些细微差别中可以体悟到她们的理想为何。

张爱玲的理想自始至终不曾改变，而苏青的追求随着她自身的变化而不断改变。

当有了人身自由，生活保障，社交人脉和文学圈子后，苏青的心蠢蠢欲动了，她曾经不敢想或未曾达成的想法，此刻一股脑儿地钻出来。

从“市政府”出来，闲暇的时光正好给了苏青充分思考和规划未来的时间。有一个事情她朝思暮想了许久。其实，当初她与前夫李钦后看到朋友们创办杂志热火朝天，认为有甜头可尝，也曾兴致盎然的下水一番，但不懂行也不懂经营的他们很快败下阵来。于是，苏青参与的第一份期刊《小评论》无疾而终。后来她也向陶亢德提及过开办杂志的想法，都被她的启蒙恩师给劝阻了，认为时机不够成熟。苏青心中记挂这事，一直没放下，她何故这么执着呢？

一个人的理想，或许在经过外界的阻力和打击后愈发坚定、执着，苏青亦是如此。第一次办刊的失败，又经历了小编辑都做不好的尴尬，到后来《古今》的总编周黎庵(在老板朱朴同意的情况下)拒绝了她的应聘，而《风雨谈》主编柳雨生也一直将她的《结婚十年》连载不作重要位置刊用，尽管陶亢德也打过“招呼”。这些都让苏青感觉到作为作者的苦恼和悲哀，既然自己有了机遇和平台，何不参与一把呢？

于是，她再次向陶亢德征询开办期刊的意见，这次陶亢德没有反对，进而为她作了指点和建议。

有了指导“总监”，接下来便是经济支持，苏青便找到陈公博，“市长”答应给她五万元作为启动资金，而与苏青交好的杨淑慧也送来两万元作贺仪，一切停当，苏青一段轰轰烈烈的老板、编辑、发行生涯正式开始了。

她取杂志名为《天地》，出版社名为“天地出版社”，正式运营的时间定于1943年10月10日，苏青时年三十岁。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，苏青撰写的《结婚十年》中，苏怀青与徐崇贤结婚日是10月10日，而他们的婚姻刚好经历10年整，这些恰恰好，犹有余味。

《古今》《论语》《宇宙风》《天地人》，集天地大成，道洪荒开来，望浩淼时空，多少往事付诸古今传奇中，宇宙之大，不管风向哪儿吹，总有精魄如大小珠玉落银盘，从而慢慢地传承下来。苏青将月刊定名为《天地》，其名字气象可比肩林语堂、朱朴。以徐訏创办的期刊命名，不失为典范之作。

宏大的名字已经让人青睐有加了，那么她会邀约什么样的作家加盟呢？真让人有些期待。

苏青最先想到的是有知遇之恩的陶亢德，没有他，就没有苏青以及苏青的期刊，顺理成章陶亢德都该赐稿一二，况且以陶亢德在上海出版界的地位，有文道贺必是对期刊起到肯定作用。不过，陶亢德却以“一向编而不作”推却了。但苏青仍有法子，她将陶亢德在日本游学期间邮寄来的指导书信，编辑成了名为《东篱寄语》的文章刊发在了《天地》上，并谨记其倡导的“多带一点巾帼气，女中的丈夫总还是女性……贵杂志一方面固须老作家撰述，一方面亦不妨多使非作家写写文章。”期刊要有文学性，又趋大众性，这样才能兼顾各方，广开作者和读者群体，办刊才能保持持久性。陶亢德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，这就有了后来陈公博、周佛海、杨淑慧、梁文若、汪正禾、胡兰成、赵叔雍、冯和侠等行外人的“赐稿”，政客、贵妇、名媛、公子哥儿……凡能增加看点卖点，吸引眼球的人物，苏青都试着去约稿。当然，《天地》的办刊质量并没因这些所谓的“外行”人参与而减弱，相反颇有面面俱到、囊括“天地”之感。

其中，最有意思的算是苏青约稿张爱玲的一段趣事。说是苏青原本打算用统一印制的作家征稿信函，因油印机暂借不到，只能改为手书。本是郁闷失望的她，没想到竟因此有了意外收获，她饱满圆润的字体和幽默俏皮的文风书写的邀请函成了亮点之举。她的一句“叨在同性”，让性子清冷的张爱玲不由地“扑哧”一笑，这就是苏青为人处世的独特作风。如若真的是统一函件，张爱玲是否入驻《天地》作家团队，倒真的不一定了，上海文坛或将会失去一道最美丽的风景线。

苏青还是作者时，将嘴皮子化为笔杆子，展现的是知识和眼界，当她成为老板的那一刻，其商人本色尽显。她把宁波人精明、敏锐、开拓的思维运用到实践中，成绩令人刮目相看。

出版行业的链条其实非常简单清晰：资金——策划——作者——作品——编辑——印制——发行——回笼(资金)等。苏青是如何玩转这些环节的，如何将《天地》一经发行，几天就卖断货不得不再版，其手段和方法很有研究价值和学习价值。

说钱的问题解决后，便是白纸供应的难题。沦陷时期的上海，白纸限量，一般人是拿不到的。但此时的苏青非同他日，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让她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纸张供应。接下来是重要的一环，策划封面、目录、排版、插画等。苏青有过编辑经验，加之她的聪慧与刻苦，目录和排版不在话下，但如何定位封面风格，让插图吸引眼球，她却是不在行了。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？

如今保存的《天地》月刊，包括苏青出版的小说和散文集等，其封面设计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成为最大亮点，即使是在当下，其设计理念也是前卫的，有可圈可点之处。这些独一无二的画稿，源于谁的手笔？

苏青在伪中华联合电影公司任编剧时，结识了一位名叫谭惟翰的青年人。班公曾有一篇《谭惟翰这个人》的文章发表在苏青的杂志上，还附了一张照片在侧，文中说“他很年青，很文雅，很美丽”，而照片上的谭惟翰确实眉目清秀、干净透明，难得的“漂亮”男子，正是他，应邀设计了苏青《天地》期刊的众多封面。而苏青也说谭惟翰的封面“别致得很”，非常满意。

《天地》期刊上还有一个人设计的封面也独树一帜，这人便是张爱玲。她设计了第十一期到第十四期的封面，其中有一幅作品，堪称绝佳，甚能体现天地之蕴藉。封面下方仰卧着一位安静丰腴的女子，通体透红色均，纯朴归真，她的眉、眼、鼻、唇、发际、发簪、颈、上颚、下颚、衣领只是寥寥几笔的勾勒，便生出乾坤，山峦(鼻)、河流(发际)、悬崖(下颚)、人群(发簪)、湖泊(眉眼)、城池(衣领)、洞穴(嘴)等代表大地的万物，上方则是蓝色的三朵祥云。彩霞，喻为天，又似女子轻轻吐纳的呼吸，循环亦如空气流转。

谭惟翰一手画技，兼具古今中外特色，韵味十足。而张爱玲在想象、思维和着眼点上也有与众不同之处。他们为《天地》杂志创作的封面，便是一面时代的扉页，一帧历史的画卷，蕴涵厚重，气息独特，咀嚼留香。

作者决定了作品的层次，作品决定了杂志的档次，档次决定了出版的收益，每一个老板其实都懂，但不是谁都能笼络到成名大家或新锐写手。好在苏青脑子活，也有出版界的诸多前辈、朋友鼎力扶持，于是，开办初期便出现了“洛阳纸贵”的局面，《天地》一出刊，常常几天就脱销了。

《天地》的火爆，到底基于什么？细究作者阵容或可知晓。

周作人、班公、陈公博、周佛海、朱朴、实斋、苏曾祥、知堂、苏红、周楞伽、丁谛、秦瘦鸥、柳雨生、胡兰成、谭正璧、文载道、汪正禾、张爱玲、杨淑慧、梁文若、冯和侠……名家、政客、出版人、编辑、编剧、评论家、当红女作家，权贵女眷，等等。这些当时有影响力的人物，与苏青稍微熟识投缘的，都成为了《天地》的忠实作者，这也是《天地》出刊时花团锦簇的缘故。因为作者们来自不同领域、不同行业、不同层次，就产生了话题的多样化、结构的多元化、口味的多变化。一方小杂志，天地大乾坤，他们不经意的一个观点、一句导语、一种想法，便能勾起读者的兴趣，牢牢地俘虏人们求新追变、好奇敏锐的窥探心理，受到追捧也实属情理之中。

趁着暖来风，苏青点子活泛起来，不断有好策划助推杂志名气。

同题(命题)作文，这是大多文学爱好者喜好的文字游戏，苏青将其发扬得淋漓尽致。曾是杂志忠实“粉丝”的她，非常了解读者的胃口，清楚市场的需求，当然她会主动去抓住读者的心。

杂志发行的第三期，苏青就举行了一个题目为《最……的事》的征文活动。活动不限作者，不限期限，聊聊就好，说说就行：天下事，家国事；高兴事，悲伤事；有情事，无情事；忙碌事，无聊事，事事皆可，参与尽兴，一律不设奖项和奖励，纯粹的大家谈，有兴致便好。读者收获了，苏青受益了，作者也畅言了，众人各执己见，言论千秋，一番文思暗涌，波澜兴起，煞是好看，也足够热闹。

其实在第二期的时候，聪慧的苏青就已经找到了资金回笼的一些办法。比如预定预售，折扣吸引等，这种当代人常用的营销诀窍，苏青早就运用自如，令人不得不佩服她的见地和思维，非常有前瞻性，一位很会做生意的女作家，在民国时期不可多得。

时常制造悬念，吊足读者胃口，这是苏青惯用的营销理念。当读者还手捧着新期刊，津津有味阅读着文字的时候，冷不丁的一个作者、作品预告，已经将你带去了下一期精彩内容的想象中，这便是苏青的高明之处。在大刊物《风雨谈》上打广告，借力涨势，这种办法虽没有“一两拨千斤”的功效，不过喜欢《风雨谈》的读者，必定有人会关注起《天地》来，于是《天地》和《风雨谈》呈现双赢局面，双方皆乐。

挂“名牌”，树“旗帜”，一个品牌企业，必定有自己的形象代言人，《天地》也不例外，但如何打好这一张“牌”呢？创造机会，适时推出，或许才能事半功倍。苏青借助新年喜庆，顺势策划了一个特刊，将篇幅增大，将纸张质地变成铜版，如此便于登载作家的相片，从而产生视觉冲击，迎合了读者期待新年新气象的新鲜感觉，简单创新，却很有新意。

投身于事业中的苏青，忙忙碌碌，不断地开拓前行，她体悟着生命的真谛，体会着人间的百味丛生，也体味着离婚女子的孤独，那种难言的哀伤，一直伴随着她。谋生谋爱，可否两全呢？